第二七零章 舌战顾黄
孙荻学习唯物辩证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思想与思维方式早被李信改造了过来,听了顾炎武的结论,不禁秀眉微拧,按自己的方式组织语言暗中反驳,还不望偷偷看着李信。
柳如是也是一边记录,一边思考。
李信不置可否道:“阳明先生乃一代大家,良知一说,发人深省,但后世子弟,良莠不齐,正如禅宗,元明之前,尚多精义,而元明之世,多野路出身的狂禅乱语,如著名的祖师禅。
所谓祖师禅者,以作用见性,诸公掀翻天地,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释氏一棒一喝,当机横行,放下拄杖,便如愚人一般,诸公赤身担当,无有放下时节,故其害如是,狂妄无羁。”
事实上,现世流传的一些佛门段子,源头大多可追溯到元明时期,正是在那个时代,禅宗渐渐失去了精义,变得功利化,世俗化,各种偈语层出不穷,沦为了一种辩论工具。
黄宗羲眉头一皱道:“李司令的意思是指,后人参悟心学,失了阳明先生本意?”
李信谦虚道:“阳明之学我只通皮毛,不敢妄论,但阳明先生曾和弟子薛侃论花草,薛侃除草见花,叹为何善难显,恶难除,言下之意把花定义为善,草定义为恶。
阳明先生认为,花草本天生,无谓善恶属性,只因人之所好,方有善恶,薛侃于是问道:既然草不能以恶论,那又何必除草?
由此可见,善恶因人而异,有用为善,无用为恶,再可引申出,善恶乃相对,并无绝对标准。”
黄宗羲脸一沉道:“善即是善,恶即是恶,岂能模糊视之?”
李信驳道:“鞑子有害于华夏,我们杀鞑子,是为恶,但反过来,鞑子亦有家人父母,我曾得到情报,在图尔格全军覆没之后,沈阳全城恸哭,对于满人而言,他们的壮士死于临清,是为恶,劫掠大批财富回沈阳,方为善,故我坚持善恶因人而异,因事而异,不能等同一致。”
顾炎武道:“李司令,善恶自古以来皆有定论,否则历代先贤何必劝人一心向善?”
李信摆摆手道:“我先前就说了,善恶不能一概而论,因此存在一个普世的问题,什么是普世?即秩序!
凡有利于维护当前秩序者,又为大多数人所认可,即为善,亦谓道德,凡有害于当前秩序,即为恶,顾兄所说的善恶皆有定论,是为人处世的最基本伦理,几千年来不断完善修改,成为善恶的总纲,人从一出生,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,因此才有大是大非的说法,而大是大非之下,还有小是小非,依次类推。
从中可以看出,善恶非天成,即不是天定,也不是一成不变,而是随着文化社会的变迁而变迁,比如先秦,以人为殉是当时的礼仪,而英宗废除殉葬却得朝野称颂,说明时代不同,礼亦不同。
我再举个例子,如仔细推敲大明律,世上最省力,最赚钱的法门都写入了大明律中,令行禁止,以免捞偏门、发快财不加扼制,致使人心崩溃,进而秩序崩溃,二位以为然否?”
“这……”
顾炎武和黄宗羲相互看了看,都没料到李信如此难缠,他们登门的目地,是想弄清楚唯物辩证法是怎么回事,别是什么歪理邪说,被李信以权力强行推广,酿成大祸,可这倒好,唯物辩证法还没弄清,自家的心学已经挨批了。
“咳咳~~”
黄宗羲清咳两声,问道:“李司令,善恶之辩,是否可以看作人欲?”
“可以!”
李信想了想,点头道。
“那好!”
黄宗羲精神一振道:“阳明先生主张,人欲与天理并存,这也是心学的基础,而依李司令所言,人欲随遇而变,理当居于天理之下,即人欲可灭,天理长存,与朱子主张不谋而合,可李司令推出《大义觉迷录》明显是反朱子之说,这岂不是自相矛盾?黄某……不理解啊!”
“嗯~~”
顾炎武眼里现出了赞许之色,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,妙!
李信却是微微笑道:“大声希声,大象无形,圣人以万物为刍狗,天道本无情,无所谓善恶,善恶来自于人心,人心多变,故道德多变,黄兄莫要曲解,我的意思是,因善恶标准难定,故以良知断善恶不为行,二位先别急于否认,我有几个问题先要请教。
其一,大明官场上,心学门人以良知打压对手,理直气壮,凡事给人扣上一顶道德不足的大帽子,在民间,也以良知为由,组织乡民,冲击官府,其皎皎者如何心隐、又如号称布衣宰相的张溥,这些人假借良知之名,行私欲之事,全然不顾他人指责与道德约束,世风日益败坏,未尝没有心学推波助澜,我想,此绝非阳明先生本意,我对二位也仰慕已久,望二位如实答我,心学是否如禅宗一样,正逐渐滥化,低俗化?”
“这……”
顾炎武与黄宗羲相视一眼,都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尴尬。
自万历以来,心学逐渐拥有了与理学相庭抗礼的根基,但是负面影响正如李信指出,非常明显,成了攻击对手的一块招牌,不分善恶对错,只要你站在我的对立面,你就是错的,是恶!
李信得势不饶人,又道:“我们再回到薜侃与阳明先生的花草之论,对于薜侃的提问,阳明先生给出了草又妨碍,理亦宜去,去之而已的答复,既然没有善恶属性的草,妨碍到了花朵的时候,都理亦宜去、那么对于人或事,一旦妨碍到了自己,是否也该去之而已呢?
在每个人的身边,都会有不同的声音,如果针对不同的声音,不是虚怀若谷,求同存异,而是简单粗暴的抹杀,那和暴君独夫有何区别?天下会乱成怎样?善恶本难界定,倘若再以有用没用、是否妨碍自己作为判断依据,两位不觉得太功利、太可怕了么?
阳明先生好歹还对这个问题有过反思,但据我观察,当下的王学门人直接以有用没用作为善恶的标准,这是彻彻底底的功利行为,与儒家仁者爱人,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何其悖也。”
顾炎武与黄宗羲现出了凝重之色。
柳如是则是眼前一亮,目中射出奇光望向李信,孙荻站李信背后,也是连连点着小脑袋。
李信继续道:“我们再来说说知行合一的问题,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并重,行解并重,诠释的是知识对道德的内化作用,这是在非常理想化状态下的对圣人的标准。
其极端化的体现,便是道德至上,用求善统摄一切,只要人是好人,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确的,而人又有附炎趋势的天性,引申为只要有权有钱,他的言行就成了金科玉律,心学的良知判断,是不论真善美的区分,把一切问题归纳为善恶的价值判断。
但是人的秉性各有不同,不是所有人都要当圣人,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,而是应择材录用。
比如二位合适写文章,上阵打仗肯定不如我,而我乃一赳赳武夫,动刀动枪我在行,论起笔杆子,却未必如二位,这本是很简单的事实,可是从目前来看,知行合一有滥用化的趋势。
当然,我不是否定知行合一,这是圣人的标准,只能律己,不能及人,而且在立意上,心学也要高于理学,心学的根本问题,是对人心多变估计不足,心学门人又视若不见,一味的唯道德论,从道德上打击对手,结果沦为僵化的教条,以赤果果的功利主义作为行事准则,这绝非阳明先生于九泉之下所愿见之。”
顾黄二人,端作不动,面色数变,李信对于心学的指责,毫不客气,却切中时弊,大明的乱像,有相当一部分的责任要由心学承担,他们都是浸淫心学的老手,并不是不清楚,只是没有李信整理的那么系统化,也因此无从反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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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如是也是一边记录,一边思考。
李信不置可否道:“阳明先生乃一代大家,良知一说,发人深省,但后世子弟,良莠不齐,正如禅宗,元明之前,尚多精义,而元明之世,多野路出身的狂禅乱语,如著名的祖师禅。
所谓祖师禅者,以作用见性,诸公掀翻天地,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释氏一棒一喝,当机横行,放下拄杖,便如愚人一般,诸公赤身担当,无有放下时节,故其害如是,狂妄无羁。”
事实上,现世流传的一些佛门段子,源头大多可追溯到元明时期,正是在那个时代,禅宗渐渐失去了精义,变得功利化,世俗化,各种偈语层出不穷,沦为了一种辩论工具。
黄宗羲眉头一皱道:“李司令的意思是指,后人参悟心学,失了阳明先生本意?”
李信谦虚道:“阳明之学我只通皮毛,不敢妄论,但阳明先生曾和弟子薛侃论花草,薛侃除草见花,叹为何善难显,恶难除,言下之意把花定义为善,草定义为恶。
阳明先生认为,花草本天生,无谓善恶属性,只因人之所好,方有善恶,薛侃于是问道:既然草不能以恶论,那又何必除草?
由此可见,善恶因人而异,有用为善,无用为恶,再可引申出,善恶乃相对,并无绝对标准。”
黄宗羲脸一沉道:“善即是善,恶即是恶,岂能模糊视之?”
李信驳道:“鞑子有害于华夏,我们杀鞑子,是为恶,但反过来,鞑子亦有家人父母,我曾得到情报,在图尔格全军覆没之后,沈阳全城恸哭,对于满人而言,他们的壮士死于临清,是为恶,劫掠大批财富回沈阳,方为善,故我坚持善恶因人而异,因事而异,不能等同一致。”
顾炎武道:“李司令,善恶自古以来皆有定论,否则历代先贤何必劝人一心向善?”
李信摆摆手道:“我先前就说了,善恶不能一概而论,因此存在一个普世的问题,什么是普世?即秩序!
凡有利于维护当前秩序者,又为大多数人所认可,即为善,亦谓道德,凡有害于当前秩序,即为恶,顾兄所说的善恶皆有定论,是为人处世的最基本伦理,几千年来不断完善修改,成为善恶的总纲,人从一出生,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,因此才有大是大非的说法,而大是大非之下,还有小是小非,依次类推。
从中可以看出,善恶非天成,即不是天定,也不是一成不变,而是随着文化社会的变迁而变迁,比如先秦,以人为殉是当时的礼仪,而英宗废除殉葬却得朝野称颂,说明时代不同,礼亦不同。
我再举个例子,如仔细推敲大明律,世上最省力,最赚钱的法门都写入了大明律中,令行禁止,以免捞偏门、发快财不加扼制,致使人心崩溃,进而秩序崩溃,二位以为然否?”
“这……”
顾炎武和黄宗羲相互看了看,都没料到李信如此难缠,他们登门的目地,是想弄清楚唯物辩证法是怎么回事,别是什么歪理邪说,被李信以权力强行推广,酿成大祸,可这倒好,唯物辩证法还没弄清,自家的心学已经挨批了。
“咳咳~~”
黄宗羲清咳两声,问道:“李司令,善恶之辩,是否可以看作人欲?”
“可以!”
李信想了想,点头道。
“那好!”
黄宗羲精神一振道:“阳明先生主张,人欲与天理并存,这也是心学的基础,而依李司令所言,人欲随遇而变,理当居于天理之下,即人欲可灭,天理长存,与朱子主张不谋而合,可李司令推出《大义觉迷录》明显是反朱子之说,这岂不是自相矛盾?黄某……不理解啊!”
“嗯~~”
顾炎武眼里现出了赞许之色,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,妙!
李信却是微微笑道:“大声希声,大象无形,圣人以万物为刍狗,天道本无情,无所谓善恶,善恶来自于人心,人心多变,故道德多变,黄兄莫要曲解,我的意思是,因善恶标准难定,故以良知断善恶不为行,二位先别急于否认,我有几个问题先要请教。
其一,大明官场上,心学门人以良知打压对手,理直气壮,凡事给人扣上一顶道德不足的大帽子,在民间,也以良知为由,组织乡民,冲击官府,其皎皎者如何心隐、又如号称布衣宰相的张溥,这些人假借良知之名,行私欲之事,全然不顾他人指责与道德约束,世风日益败坏,未尝没有心学推波助澜,我想,此绝非阳明先生本意,我对二位也仰慕已久,望二位如实答我,心学是否如禅宗一样,正逐渐滥化,低俗化?”
“这……”
顾炎武与黄宗羲相视一眼,都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尴尬。
自万历以来,心学逐渐拥有了与理学相庭抗礼的根基,但是负面影响正如李信指出,非常明显,成了攻击对手的一块招牌,不分善恶对错,只要你站在我的对立面,你就是错的,是恶!
李信得势不饶人,又道:“我们再回到薜侃与阳明先生的花草之论,对于薜侃的提问,阳明先生给出了草又妨碍,理亦宜去,去之而已的答复,既然没有善恶属性的草,妨碍到了花朵的时候,都理亦宜去、那么对于人或事,一旦妨碍到了自己,是否也该去之而已呢?
在每个人的身边,都会有不同的声音,如果针对不同的声音,不是虚怀若谷,求同存异,而是简单粗暴的抹杀,那和暴君独夫有何区别?天下会乱成怎样?善恶本难界定,倘若再以有用没用、是否妨碍自己作为判断依据,两位不觉得太功利、太可怕了么?
阳明先生好歹还对这个问题有过反思,但据我观察,当下的王学门人直接以有用没用作为善恶的标准,这是彻彻底底的功利行为,与儒家仁者爱人,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何其悖也。”
顾炎武与黄宗羲现出了凝重之色。
柳如是则是眼前一亮,目中射出奇光望向李信,孙荻站李信背后,也是连连点着小脑袋。
李信继续道:“我们再来说说知行合一的问题,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并重,行解并重,诠释的是知识对道德的内化作用,这是在非常理想化状态下的对圣人的标准。
其极端化的体现,便是道德至上,用求善统摄一切,只要人是好人,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确的,而人又有附炎趋势的天性,引申为只要有权有钱,他的言行就成了金科玉律,心学的良知判断,是不论真善美的区分,把一切问题归纳为善恶的价值判断。
但是人的秉性各有不同,不是所有人都要当圣人,也不能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,而是应择材录用。
比如二位合适写文章,上阵打仗肯定不如我,而我乃一赳赳武夫,动刀动枪我在行,论起笔杆子,却未必如二位,这本是很简单的事实,可是从目前来看,知行合一有滥用化的趋势。
当然,我不是否定知行合一,这是圣人的标准,只能律己,不能及人,而且在立意上,心学也要高于理学,心学的根本问题,是对人心多变估计不足,心学门人又视若不见,一味的唯道德论,从道德上打击对手,结果沦为僵化的教条,以赤果果的功利主义作为行事准则,这绝非阳明先生于九泉之下所愿见之。”
顾黄二人,端作不动,面色数变,李信对于心学的指责,毫不客气,却切中时弊,大明的乱像,有相当一部分的责任要由心学承担,他们都是浸淫心学的老手,并不是不清楚,只是没有李信整理的那么系统化,也因此无从反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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